明式家具核心发源地即苏作家具的起源

苏作诚品

我国在明代时，尚无流派可言。当时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苏省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苏省的苏州、扬州和松江一带的家具制作名望越来越高，这时候不论是皇宫里用的家具，还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

苏作家具：苏作也称苏式，形成较早，在明式家具中，苏式家具占很大比重，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所以也可以说是“明式”。换句话说，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苏式家具为主。苏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艺术的代表，随着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它影响了京作家具。

苏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则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呼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吴风录》也写道:“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乡共有园办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吴嘉淦、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式家具产生潜移目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式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

王世襄先生专著《明式家具研究》的第一篇章《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和制造地区》，在全书中处于提纲挈领的重要地位，亦相当于整部书的序言。在文章中王世襄先生对明式家具产生的背景，和生产制作地区进行了详细分析。全文旁征博引，或举证历史文献、或查考实物，得出以下结论：

明式家具承袭中国传统家具之精髓，在明晚期大放异彩，一直到清前期，在清式家具正式产生之前，都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

 

但是要说材美工良的苏作家具的发源地，则主要聚集在苏州、徽州、扬州几个地区，其中自以苏州最为重要。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了明式家具在苏州地区制造的繁荣与精美。但是王老用自己1979年到1980年实地走访调查的经历证明了田野考察要比文献史料更为可信。苏州的家具制造核心发源地主要集中于洞庭一带的东、西山区域，苏作家具和明式风格的家具在此地绪远流长，绵延不替。

王世襄先生通过对苏州地区的调查采访，联系到明及清前期硬木家具在北京地区曾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现在得出如下的认识：

明晚期到清前期，苏州地区有相当大的作坊和相当多的工匠用硬木及榉木制造明式家具。他们或承揽加工，或出售成品，主顾不同，销路有别，货色亦异。

洞庭东、西山虽很富庶，终究是村镇，材料以榉木为主。某些老人还记得祖辈曾讲到招延工匠住在家中造家具。考究的硬木家具，有的供应苏州或江南其他大城市，有的出口外销，更多的则通过漕运，远销直隶、北京。某些品种，例如炕桌，南方使用得不多，但黄花梨炕桌北方地区曾大量发现，原因是当时专门造来运销北方。

铭文：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 。万历乙未元日充庵叟识

而广州成为硬木家具重要产地则晚于苏州。其实广州家具业的更大发展是在清中期以后，它在制造清式家具上所占的地位，远比生产明式家具来得重要。它的家具出口也大于苏州地区。但是广州地区家具最早的制作年代可能早到18世纪初，差可视为明式的，仅占百分之三四，其余都是清式，而且包括不少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晚清和民国制品。

同为靠背椅，苏州多灯挂式（左），广州多一统碑式（右）；苏州的椅盘下多安券口（左），广州的椅盘下只安一根直牙条（右）

除此之外，徽州、婺源、扬州等地在明晚至清前期都有家具生产，但在质与量上均不及苏州地区。

通过我们对全文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生产精制的硬木明式家具或者说苏作家具的时代和地区，简而言之——它主要是晚明至清前期（尤其是16、17两个世纪）的苏作家具。